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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

2012-1-18 18:51:03 阅读782 评论3 182012/01 Jan18

慈玉鹏

1929年9月,欧美国家股市一片繁荣,身为美国华尔街一家金融机构法兰克福分公司的实习证券分析师,德鲁克运用经济计量工具,严谨地分析纽约股市,并乐观地预计繁荣可期。然而,10月24日,厄运来临,投资者信心崩溃,纽约股市于29日发生大崩盘,随后,危机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整个世界随即陷入经济萧条。此次预测错误,使德鲁克一生都难以忘怀。从此,他不再相信预测,不再过于相信统计数字,转而开始关注“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为人们揭示新的哲学。

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德鲁克均作为一名管理学家被人们熟知,德鲁克却对这个标签不以为然。在2002年出版的《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序言中,他指出:“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德鲁克一生出版了40部著作,管理书籍仅有15本,而他自己认为,真正属于工商管理的只有两本(《成果管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93年,德鲁克出版《生态愿景》(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对自己进行定位:“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算不上社会学家……我自认为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一样。”

既然德鲁克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那么其学术传承是什么?研究的主题是什么?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方法同其他学者的区别在哪里?在学科意义上,社会生态学有什么特殊之处?

作者  | 2012-1-18 18:51:03 | 阅读(782) |评论(3) | 阅读全文>>

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学术渊源

2012-1-9 9:10:36 阅读682 评论0 92012/01 Jan9

慈玉鹏

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德鲁克为管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清晰界定管理的使命和地位,提出一整套管理的哲学及艺术,对人们理解现代社会中迅速涌现出来的大型组织立下了不朽功勋。阅读德鲁克的著作不难发现,他的文字往往天马行空,各学科的知识信手拈来,互为印证,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德鲁克的管理学不仅仅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管理学,而是他自己所说的“人文艺术”。所以,这里所说的学术,不是学院派眼里的狭义学术,而是“治学之术”;也不是实践派眼里的有用之术,而是“思想之道”。

成长于欧洲社会的德鲁克,其理论无疑立足于前人的贡献。他们对德鲁克的影响,往往彼此交叉,相互补充,同一观点可能受到不同学者启发,不同观点亦可能受到同一人的启迪。具体来讲,德鲁克的学术渊源,包括思想渊源和方法论渊源两个方面。

思想渊源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立足于社会,起点是社会对管理的要求,即管理的使命。德鲁克曾多次强调组织的成果在外部,内部只有成本。具体到企业,德鲁克认为企业的使命在于创造顾客,为了完成使命,企业的基本职能是创新。德鲁克的创新理论,立足于熊彼特,同时又超出了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前提下,经济的本质不在于循环流转式均衡,而在于创造性破坏,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根本取向是错误的。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指出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原材料、工艺、产品、市场及管理方式创新。德鲁克认为,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人们熟知的前四种创新,而是管理方式创新。一方面,他在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

作者  | 2012-1-9 9:10:36 | 阅读(682) |评论(0) | 阅读全文>>

德鲁克对管理学的贡献

2011-12-30 9:47:07 阅读522 评论1 302011/12 Dec30

慈玉鹏

所有现代管理学流行的观念,彼得·德鲁克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写文探讨过了。任何管理思想家的名单,都应把他放在首位……

——查尔斯·汉迪:《大师论大师》

1954年,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开启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南京大学商学院赵曙明教授认为:“现代大部分流行的管理思想和实践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根源。粗略列举一下,就可以包括:目标管理、参与管理、知识员工管理、客户导向的营销、业绩考核、职业生涯管理、事业部制分权管理、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等。”的确,彼得·德鲁克对管理学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虽然德鲁克声名日隆,但在现代管理的发展史上,对德鲁克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崇拜者将其视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认为不了解德鲁克的思想就谈不上现代管理。排斥者则把德鲁克看作一名记者,认为德鲁克从事管理研究“离经叛道”(米塞斯语),难登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对德鲁克评价上的这种差别,使人不禁想起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挥斥方遒,一支笔搅动了维新变法的阵阵浪潮,推崇者把梁启超当作时代领袖和学界楷模,然而不屑者则认为梁启超不过是谙熟新闻记者笔法,学问远不如乾嘉朴学厚实凝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相差一个世纪,远隔两个半球,治学领域如此不同,但所遇到的褒贬路数却极为相似。看来,在学术和思想上选择不同取向的名家,注定要遭受这种叩问。

对于德鲁克的评价,当今管理哲学翘楚查尔斯·汉迪的观点可

作者  | 2011-12-30 9:47:07 | 阅读(522) |评论(1) | 阅读全文>>

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管理学巨擘

2011-12-26 9:03:45 阅读487 评论0 262011/12 Dec26

慈玉鹏

在管理界,彼得·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的名声如雷贯耳,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共出版了40本著作,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学科。当然,德鲁克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他的著作数量上,而在于他的著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更新了人们对社会的观念,对个人、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在90年代曾写道:“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许多享誉全球的CEO,都对德鲁克推崇备至。比尔·盖茨曾说:“在所有的管理学书籍中,德鲁克的著作对我影响最深。”安迪·格鲁夫也毫不掩饰对德鲁克的赞赏:“德鲁克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的著作和思想如此清晰有力,与那些狂热追求时髦思想的管理学术贩子不同,他独树一帜。”在一定程度上,德鲁克已成为现代管理的化身,以致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曾经评价道:“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1909年11月19日,彼得·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当时的奥匈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是欧洲的一个大国。德鲁克的姓氏来自于荷兰语,意为“印刷工”。他的祖上有犹太血统,但并不信奉犹太教,亦非犹太人。彼得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知识分子,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父亲阿道夫·德鲁克(Adolph Drucker)秉持自由主义理念,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者和律师,担任“奥地利经济部的高级官员”和“帝国贸易部副部长”;母

作者  | 2011-12-26 9:03:45 | 阅读(487) |评论(0) | 阅读全文>>

“大师中的大师”:彼得·德鲁克

2011-12-26 8:46:31 阅读647 评论-1 262011/12 Dec26

主要撰稿人:慈玉鹏(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本刊2006年创刊号,刊登了《德鲁克的世纪》,以纪念这位刚刚离开人世的著名学者。五年多过去了,随着管理思想史的梳理,德鲁克的思想愈加显示出其不朽的价值,学界关于德鲁克似乎不断有话要说,德鲁克的思想也似乎常说常新。今天,我们仍然以德鲁克为题,借此将本专栏作一小结。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思想是思想者的灵魂。管理思想史专栏告一段落,而人类生活中的思想之树长青。

在管理学界,有“20世纪是德鲁克的世纪”之说。德鲁克对管理思想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以其浓厚的人文和实践色彩,致力于矫正现代管理学过于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确立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他的思想渊源,来自于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奥地利学派,他在方法论上坚守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德鲁克的思想立足于社会生态研究,所以,理解德鲁克需要从社会变化和转型角度入手。管理学界对德鲁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战略与愿景、事业部制和组织结构、目标管理、知识员工管理、企业文化、非营利组织、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变革等方面。这些方面归结汇总,是对个人自由、组织使命、社会发展乃至人类进步的整体性考察,管理思想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内涵。通过对德鲁克思想的解读,人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1年拾贰月号

图片由博克管理员加,图片来源百度。

作者  | 2011-12-26 8:46:31 | 阅读(647) |评论(-1) | 阅读全文>>

“指鹿为马”与管理

2011-12-23 8:51:14 阅读1083 评论1 232011/12 Dec23

刘文瑞

“指鹿为马”是人所熟知的典故。秦朝赵高为了验证自己的权威,给二世皇帝献一头鹿而称为马,看看大臣们怎样回答。结果,大臣分了三种:一种是顺应赵高的意旨,把鹿说成马;一种是既不愿意说马,也没胆量说鹿,保持沉默;一种是不看赵高脸色,坚持说鹿。这三种大臣结局如何不言而喻,史书也无详载,只是笼而统之地说赵高以违法为名,把说鹿的人都收拾了。

如果把道德谴责先放在一边,从管理学角度看,所谓“指鹿为马”,是作为秦朝高管的赵高对自己的权威心中无数,借以用来考验部下的一种方式。这种考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是否忠于自己。重温指鹿为马的故事,是要告诉高管,考验部下一定要谨慎从事。

首先,了解和考验不是一回事,但极易混淆。任何一个领导人或者高管,都要了解部下。了解部下是从事管理工作的前提、管理中的众多问题,都是由于对部下了解不够造成的。诸葛亮重用马谡失了街亭,归根到底要批评诸葛亮对马谡了解不够,而绝不是要诸葛亮拿出街亭来考验马谡。关于了解部下,法约尔说的两句话是比较全面的:一是对每个人可寄予什么期望,二是对每个人到底该给予多大信任。不少管理者试图采用考验的方式实现对下属的了解。但是,任何考验,都无法真正增进法约尔所说的这两种了解。如果认为指鹿为马可以检验部下的忠诚,更大错特错。这种考验方式,只能衡量依附程度,而不能衡量忠诚程度,更不能衡量能力和责任心。把鹿说成马,对良知未泯者来说,是恐惧压倒了诚信;对全无心肝者来说,是逢迎的大好机会。指鹿为马胜出的人,恰恰既不是忠于秦朝,也不是忠于赵高本人,而是见风使舵者。凡是用价值观的悖谬来考验部下者,肯定会承担这样的风险。对部下的了解,要靠日积月累的观察,而不是一时一事的考验。

作者  | 2011-12-23 8:51:14 | 阅读(1083) |评论(1) | 阅读全文>>

《边缘琐语》之文教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

2011-12-19 9:58:01 阅读1253 评论0 192011/12 Dec19

刘文瑞

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方法、内容、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关于人文社科的管理问题,除了要注意其自身不同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特点外,还应注意管理本身的问题。管理的作用,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和添加剂。没有它,反应过程缓慢,甚至得不出预想结果;使用得当,可大大提高反应速度和精度;但如果催化剂加错了,不但不能促进化学反应,反而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甚至灾难。在科研管理中,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笼而统之讲“加强管理”,致使人们不大注意“加强管理”的另一面,有时反而事与愿违。诚然,有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对于促进科研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但有的管理

作者  | 2011-12-19 9:58:01 | 阅读(1253) |评论(0) | 阅读全文>>

《边缘琐语》之社会观察——看病的启示

2011-12-15 8:53:55 阅读1194 评论1 152011/12 Dec15

刘文瑞

一度时期,我的右肩胛疼痛难忍,严重的时候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到医院求诊,医生倒非常认真,但是,吃了好一阵药不见好转。偶尔一个机会,碰上另一个熟悉的大夫,她还没有听完我的诉说,就打断我的话,非常肯定地告诉我:“那是颈椎增生引起的。”我有点不大相信,问她:“脖子不疼肩胛疼,怎么会是颈椎问题?”她解释说:“这是颈椎增生压迫神经的缘故。”我听了她的话,按颈椎增生去治疗,果然好得多了。

胡适有一句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现在似乎很流行。把眼光放在问题上是对的,然而,看病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看不准问题,或者找不到问题的真实症结,就有可能南辕北辙。如何准确地把握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比如,经济的发展靠什么?有好些人以为,靠项目,特别是靠上大项目。现在回想起来,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上的项目还少吗?不过,当初相当多的项目几乎都打了水漂,甚至还留下后遗症。当年的三门峡上马时,全国都欢欣鼓舞,幻想着“黄河清”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多少年以后,不但黄河没有清澈,而且当年三门峡的移民善后至今还有问题。甚至连西安附近的一些大型企业(如标准缝纫机厂),都受到了由三门峡引起的渭河水位抬高和淤积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直接引发了渭河水患。现在,我们又把眼光盯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看GDP增长了多少。GDP固然重要,然而,GDP增长虽快但社会福利程度并无改善的现象并不少见。办企业也一样,问题找不准,就很有可能走歪路。曾经有两个肉食企业竞争,互相都认为关键问题是对方抢占了自己的市场,于是,A厂说B厂用了死猪肉,B厂说A厂卖的肉里面有手指头。老百姓越听越害怕,干脆两家的肉都不买。问题没找准,应对策略自然错误,两个企业都元气大伤。

作者  | 2011-12-15 8:53:55 | 阅读(1194) |评论(1) | 阅读全文>>

《边缘琐语》之社会观察——质疑高薪聘任

2011-12-12 9:59:00 阅读595 评论1 122011/12 Dec12

刘文瑞

这几年,高薪聘任人才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价码一个比一个咋舌,实在令人大开眼界。2001年,就有上海某高校以一百万元天价挖走某教授的消息,尽管后来教授本人辟谣,但人才值钱的信号是无疑的,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子。2002年,清华又出台了百万年薪聘请海外教授的消息,这回可是千真万确的,有名有姓。而且,还在网上引起了美国教授到底年薪多少的一番争论。后来,更有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以百万年薪聘请院长的举措,不过由于文凭似乎引起了点疑问,很快就解聘了。我却由此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受聘者文凭是真的,天价式的招聘,值吗?

近来聘任名人,往往在出身、文凭上纠缠不休,实际上,出身、文凭等等,只是聘任条件的一个方面。山东聘任的院长,文凭有疑问(应该说,核实文凭不是难事,显然,在文凭上的模糊其辞似乎只是一种技巧,而不是真正的文凭问题)。清华聘任的海外教授,出身文凭则毫无问题。如果仅仅就文凭问题看聘任,是否有点偏颇呢?既使真的是哈佛博士,是否就值年薪百万?我不否认,哈佛的博士,确有年薪百万的,不过是不是哈佛的博士个个都年薪百万,恐怕不至于。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学历学位都货真价实,而薪酬却有天壤之别的并不少见。

查近年来的高薪聘任,主要是针对两种人才,一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授),二是高级管理人员。这两类高薪聘任,我以为应当分别对待。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是否出高薪,高薪出到多少,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以下三点是非考虑不可的:第一,假如我是个老板,我花百万巨资,引进了某个人才,但这个人才却不能给我带来超出百万的收益,我干吗?第二,既使这个人才给我带来

作者  | 2011-12-12 9:59:00 | 阅读(595) |评论(1) | 阅读全文>>

《边缘琐语》之社会观察-- 闲谈“与国际接轨”

2011-12-9 8:53:27 阅读505 评论2 92011/12 Dec9

刘文瑞

近年来,“与国际接轨”成了极为时髦的口号,但有的是真接轨,有的则是假接轨,有的可能是半真半假接轨;有的是实质上的接轨,有的则是纯具形式的接轨。其接轨的效果,也五花八门。

我所居住的西安,是一座文化城市,以文化旅游业著称,洋鬼子来的不少,包括当地的农民,也对黄头发高鼻子司空见惯,不但没有一点好奇,反而还能追上他们兜售自己的那些低档手工艺品。“one dollar”、“five dollars”的叫个不听。有一次我冒充韩国人在临潼(就是秦始皇兵马俑的所在地)试图和当地摆摊的农民讨价还价,看看反应如何,结果那卖东西的老乡不要韩元要日元,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好家伙,关于日元、韩元、美元、人民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官价私价、汇率走势,比中国银行的营业员显得还要精通。看来,你不让他接轨也不行。

既然西安是旅游城市,那么接轨也要考虑旅游的需要。于是,西安的公共汽车,在前后车门上除了汉语标识的“上”“下”以外,旁边加上了英语“up”“down”,表面上,这真是接轨了,但仔细一想却不对了。为什么呢?原来,这“up”“down”,无论是英国鬼子还是美国鬼子,都不认识。在英语中,“up”“down”确实是“上”“下”之意,但却只能用于上下山、起立坐下等等,而不能用于上下车。上下车应该用“on”“off”,如果实在不清楚,用“in”“out”虽然生硬一点但也看得懂。至于“up”“down”,对不起,所有英语国家的人都不懂。

既然英语国家的人不懂,那么,这种标识有什么意义呢?君有所不知,这意义可就大了。首先,它表现出当地公

作者  | 2011-12-9 8:53:27 | 阅读(505) |评论(2) | 阅读全文>>

刘文瑞

常常听到一种抱怨:“邮局只有一个。”反映出人们对垄断行业的无可奈何。因此,对于一般的平信,延误丢失只能自认倒楣。但是,我过去一直认为(相信大多数人也这样认为),挂号和特快专递应该问题不大。然而,一份“特快专递”的实践,彻底打碎了我的幻想。

2002年12月23日上午,我从西安给在北京清华大学的张岂之先生寄出一份特快专递,里面是一本书稿的清样。没想到,这份特快专递带来了不少麻烦。

这份清样,是由张先生主编的大学生素质教育教材《中国历史十五讲》,计划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作者之一,受张先生委托,对全书进行通校,并核对相应引文出处。由于出版社已经安排定出版日期,因此,校核的时间排得很紧,张先生告知我必须在23日寄出。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我担心23日下午寄出又要耽误时间,于是,特意调整了23日的课程,终于在上午准时寄出。

按常理,从西安到北京的特快专递一般第二天收到,最晚不超过第三天。24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张先生,询问是否收到,回答是没有。于是,我们一致认为。25日上午肯定能收到。

25日中午,张先生来电话,还没有收到。看来,事情有点不妙。下午,我就去投寄的邮局查询。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能直接查询,查询可打电话185(邮政服务查询台)。于是,我回到办公室,打了185。先选择自动查询,回复是:“该邮件已于23日下午离开本埠。”我要查询的是为什么对方没收到,而自动查询只给我回答离埠,不得要领,只好再拨185选择人工查询,然而,一拨一个忙音,大约拨了十几次,终于拨通了,电话里的声音倒挺客气

作者  | 2011-12-5 9:45:38 | 阅读(58065) |评论(211) | 阅读全文>>

来自经济学的管理启迪

2011-12-2 9:03:47 阅读715 评论2 22011/12 Dec2

刘文瑞

经济学和管理学,有点像孪生学科,经常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难以界定。有的经济学家,不断对管理指指点点,大有当仁不让的气魄。而有的管理学家,也常常对经济说三道四,丝毫没有越界的感觉。这种剪不断、分不开的学科关系,肯定会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影响。

从学科的诞生时间来看,经济学是当之无愧的长兄。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管理学算起,管理学的问世相对要晚得多。所以,最先提出管理问题的学者,都是来自经济学家。如果说,斯密在推崇市场的同时,奠定了把企业管理视为可以不加考虑的“黑箱”这一经济学传统,那么,打破这一传统的努力首先就是来自经济学本身。最先注意到企业家的作用,并强调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范畴的学者,就是比斯密稍晚的萨伊。后来,不论是马歇尔还是熊彼特,都把企业内部管理活动看作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内容。而且经济学以理性分析见长,所以,不了解一点经济学,对管理的认识就有可能流于感性。

管理思想的发展中,理性思维占据了主导位置。这种理性来源于两个传统:一个是经济学的算计,一个是工程师的操作。但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解释性的,因此,要在经济学中寻找管理操作的源头,那是找错了方向。然而,这不等于经济学对管理研究无用。要想抽象认知企业的性质,理解企业治理结构的机制,把握工商管理的逻辑,离开经济学就力不从心。所以,来自经济学的管理启迪,只能是普遍意义而非特殊意义上的启迪,是思维的舒展和眼界的开阔,而不是具体的运用和实践的应对。作为管理学者,既要看到经济学的价值所在,又要看到学科的边界限制。

管理学家应当明白,经济学中的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现

作者  | 2011-12-2 9:03:47 | 阅读(715) |评论(2) | 阅读全文>>

斯密与韦伯之间:威廉姆森学术思想述评

2011-11-28 8:53:20 阅读696 评论2 282011/11 Nov28

慈玉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分工通过市场可以实现自身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与之不同的是,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官僚制能够实现最高的效率。前者是一种“自发秩序”,后者则是“诱发秩序”。在不同的理论家眼中,二者各有优缺点。现实世界中,既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纯粹的官僚制,那么什么时候市场优于官僚制?市场与官僚制的界限在哪儿?斯密和韦伯之间的理论鸿沟,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熟视无睹,社会学家也视而不见。

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科斯最早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用以解释市场与官僚制的不同。因为科斯的设想不具备“可操作性”,导致其论文发表近半个世纪之后才被学界重新发现。在这半个世纪里,西蒙(Herbert A. Simon)、阿罗(Kenneth J.Arrow)、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等人各自发展出一套理论体系,为克服交易成本缺乏“可操作性”提供了基本的解决前提。威廉姆森师承阿罗、西蒙,兼收科斯、钱德勒的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上,通过将社会经济制度简化为一系列契约,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可操作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理论基础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立足于前人的贡献。顾名思义,其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直接继承自罗纳德·科斯。通过深入研究交易成本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搭建起了沟通市场与官僚制的桥梁。虽然科斯不重视康芒斯等旧制度主义者的贡献,但威廉姆森坚持“交易成本事业的精神却与康芒斯的传统有着很严肃的联系”。威廉姆森认为,正

作者  | 2011-11-28 8:53:20 | 阅读(696) |评论(2) | 阅读全文>>

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者:奥利弗·威廉姆森

2011-11-25 8:43:40 阅读876 评论0 252011/11 Nov25

慈玉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声誉日隆。在著作中,威廉姆森最先命名“新制度经济学”,并大力宣传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重新发现了“科斯定理”。因此,有人认为,科斯创造了交易费用的视角,而交易费用如何测量或者定义则是威廉姆森完成的。威廉姆森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借鉴组织理论和法学知识,以有限理性和投机假设为前提,致力于“经济治理分析”,在“企业边界治理领域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因此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分享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2年9月27日,威廉姆森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苏必利尔市(Superior)。这是位于美国苏必利尔湖边的一个小港口城市,生意具有很强的季节性,通航季节工作繁忙,封冻时期无所事事。同多数人不一样,奥利弗·威廉姆森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父亲斯科特教物理、化学等课程,并担任学校的棒球教练,母亲则教拉丁文、法语、德语等,同时担任所在学校的校长。父母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奥利弗的学术态度。

威廉姆森最初想成为一名律师,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中学时威廉姆森喜欢上了物理等自然科学,开始梦想着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所以,他的目光瞄上了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根据母亲的建议,威廉姆森先进入当地的里彭学院(Ripon College),接受里彭学院和麻省理工联合制定的教学方

作者  | 2011-11-25 8:43:40 | 阅读(876) |评论(0) | 阅读全文>>

慈玉鹏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如果说凡勃伦是站在新古典经济学对立面上,提出旧制度主义的主张,那么科斯则是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逻辑的基础上,对经济学进行矫正。因此,虽然凡勃伦、康芒斯等旧制度经济学家率先提出产权、交易等观点,并从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视角进行分析,但科斯却不以为然,认为旧制度经济学“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科斯的观点虽然偏激,却说明了以他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同旧制度经济学在学术传承上的重大分歧。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登(Willesden)的一个普通家庭。根据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描述,威尔斯登是一个安静怡人、鸟语花香的地方。科斯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家境虽然一般,但却完美幸福。科斯的父母都酷爱运动,直至高龄依然如故。科斯是独生子,因为腿有残疾,他没有继承父母的运动天赋,而是喜欢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思考,玩国际象棋等智力游戏。虽然父母不能给予他学术方面的指导,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科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劳伦斯·鄂茨(Lawrence Edward Grace Oates),“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回来,他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

作者  | 2011-11-21 8:46:29 | 阅读(4199) |评论(4)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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