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的博客

刘文瑞

《中庸》相传是子思的作品，但同孟子的关系极大。人们一般认为，孟子的思想本原来自子思。加上《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指出《中庸》与传统管理思想的关系。

“中庸”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论语·雍也》载：“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此后，中庸成为儒学的重要思想，在《礼记》中以专门篇章论述。自从宋代理学家二程和朱熹选编《四书》后，原来《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立即身价倍增，此后儒学信徒认为，儒家学说的精髓尽在其中。尽管人们通常都以“四书五经”连称，但宋人选编的《四书》影响之大，很快就超过了原本正宗的《五经》，明清时期，《四书》普及率远远在《五经》之上。

现行本《礼记》，本身就是西汉人戴圣编辑的，其中各篇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争论极多。关于《中庸》一篇，通常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写。然而，宋代欧阳修就对其提出疑问，清代袁枚、俞樾、崔述为此辩论不止，现代人冯友兰、徐复观各执一词。这种考证，并不否定《中庸》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作为普通读者，不需要弄清它的各章出处和具体作者，只需要掌握它的思想内涵和社会价值，文本考证可以留给专家继续进行，我们只需要关心它对历史上的管理思想有何贡献。

关于儒家经典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受很多因素制约，但有一个人们似乎都不大注意的操作性细节值得重视，即《四书五经》的阅读年龄及其先后顺序。所有读书人几乎都有一个感受：同一本书，阅读的年龄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来说，积淀越丰富，阅历越广泛，读书越得法，阐释越透彻。然而，少儿时不大理解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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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思孟学派的代表，被收入《四书》，它以“诚”为核心，建立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超验价值体系，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中庸》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儒家价值观念阐释上，一直具有统领地位。孟子除了在人性假设、社会组织、内圣外王方面的思想外，还在养气与培育大丈夫、社会分工、道义与权变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理论建树。在价值观念的主导作用和人格养成的路径方法上，孟子居于儒家管理思想的制高点。他的权变思想，也加剧了传统管理中名实背离的不良倾向。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5月上半月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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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人读《孟子》，是把它看作一部子书，与其他先秦诸子放在一起评头论足。宋明人读《孟子》，则把它神圣化权威化，看作不可质疑的儒家经典。现代把孟子还原为普通人以后，人们又开始议论《孟子》一书的种种疑点。几千年来对《孟子》的理解，几经变化。

由于《孟子》的体例是学《论语》的，东汉赵岐称其为“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不像其他诸子的著作有完整的体统，所以，其中有一些细节不一致和前后抵牾。尽管同《论语》相比，《孟子》的叙事方式由警句变成了段落，话语有了事件背景，但依然存在着同《论语》类似的问题。还有，孟子不像孔子那样谦让，说话比较大胆，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而不惜夸张，或者剪裁资料为己所用，改造史实以支持自己，批评论敌时偶尔歪曲原意，说理不以事实为重，全靠气势震慑对方。所以后世有些人往往会觉得孟子是个“说大话”的高手。在解构“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孟子》还有多少说服力是有疑问的。

反过来，我们还要看到，《孟子》确实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由于孟子言辞激烈，而且对君主颇有微辞，所以往往引起在位者不满。根据明人笔记《双槐岁抄》卷一“尊孔卫孟”条的记载，朱元璋就曾经收拾过孟子。“上尝览《孟子》，至土芥寇雠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结果引起了刑部尚书钱唐抬着棺材抗议。“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上见其剀切出于至诚，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享得不废。”《明史·钱唐传》的记载大体相同，还增加了一句史料：“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即删掉一些当时认为《孟子》一书不恰当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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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多次辨析。从仁义出发，孟子反对霸道，倡导王道。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由此，他对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春秋五霸嗤之以鼻，不愿赞许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尽管孟子对孔子十分推崇，但他对孔子曾经高度赞扬的管仲不以为然，认为像管仲、晏婴那样功业过人的大臣都不值得效仿，因为他们都偏向于霸道，背离了王道。

那么，在战国纷争中，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王道。孟子认为，不需要太多的条件，只要发挥“不忍人之心”即可。执政者看见用来祭祀即将被杀的牛，只要不忍心其可怜的样子，就具备了推行王道的前提。君子远庖厨，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的表现。人们往往把君子远庖厨看作是一种虚伪，是一种误解。同情心的表达不是虚伪，内心残忍而外表慈祥才是虚伪。孟子夸下海口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孟子为王道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有恒产。从经验出发，孟子认识到，不可能人人都能坚守道义。道义的自觉性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和发扬，普通的凡夫俗子，需要有可以生存的产业，才能接受并坚持道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具体的目标是：八口之家，百亩之田，五亩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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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任何组织都是一种等级体系。从组织结构入手，可以观察组织的外貌；从运行机理入手，可以掌握组织的实质；从价值准则入手，可以理解组织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孟子没有对组织进行系统的解析和研究，但为了推进他提出的王道，在社会组织建构与运行的价值准则方面有自己的建树。

西周时期以礼制确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孔子以仁释礼，为周礼的组织关系确立了价值准则，奠定了后世“三纲五常”的思想原型。到了孟子，沿着孔子的路线，把社会组织的道义准则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子的著作有个与孔子不同的特征，就是很少讲礼。孔子以前，人们很少讲仁而主要讲礼，孔子开始以仁为思想核心，但礼依然频频出现。孟子一书，讲礼的地方很少，基本上是讲仁。即便涉及到了礼，孟子所说的礼也基本上是礼仪形式，同仁的内涵关系不大。与孔子相比，孟子所说的仁，已经不再是“克己复礼”，而是强调“恻隐之心”。换句话说，孟子把仁完全价值化了，不再强调它的形式。而且孟子有个特色，喜欢仁义连用并举，即以“羞恶之心”来保证“恻隐之心”的实现。这一点，是同孟子推行的仁政王道紧密相关的。仁和义紧密相关，但二者有所区别。仁更多的是同情心理和关爱心理，温情脉脉；义更多的是行为准则和责任担当，大义凛然。相比之下，仁更为本质，但没有义就达不到仁。实际上，在孟子那里，对义更为强调。义的内涵要看是否符合仁，不仁就肯定不义；而要实现仁则全靠义，无义则表现不出仁。所以，孔子以仁为核心，侧重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以义为担当，侧重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孟都是寻求精神家园的孤独者，但孔子更接近于仁者，而孟子更接近于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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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思想涉及面广泛，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需要从人性假设入手。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管理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对人性的假设不同，管理方法手段乃至制度设计和运作体系都会不同。控制与激励、他治与自治、监督与信任等等问题，从哪个方向出发展开管理活动，都取决于相应的人性假设。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人性假设的分歧。到孟子这里，人性假设成为管理思想的原点之争。

春秋时的孔子对人性并没有展开论证，仅仅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说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不过，孔子对仁政和道德修养的强调，使其学说隐含着偏于性善的倾向。到了战国，随着百家争鸣，产生了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性讨论就不可能再回避了。孟子关于人性的议论，是在同告子的争辩中展开的。告子论人性，更多地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是从与生俱来的角度谈论人性，即“生之谓性”。所以，他才有“食色，性也”的说法（《告子上》，下同）。从自然本性出发，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水一样，渠道向东则东流，渠道向西则西流。水不分东西，人性也就不分善恶。还可以把人性比作杞柳的原木，仁义就像杞柳做成的杯盘用具，你把原木加工成什么样子，它就成为什么样子。孟子对告子的观点不以为然，大加驳斥。孟子认为，如果用水做比喻，固然可以不分东西，然而，难道水能不分上下？“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使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对于以杞柳比喻人性，孟子也说：“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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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孟子以“亚圣”著称。不过，这位亚圣，并不是孔门嫡传。他出生的时候，孔门弟子都已经去世，有人说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从年龄上推断似乎不太靠谱，但孟子的思想，却明显是子思一流，后世干脆称其为“思孟学派”。所以，太史公很谨慎地称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由于孟子的师承并不清楚，人们曾为此不断考证，其实并无必要。孟子自己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看起来，他基本上是一个自学成才者。

孟子是邹国人。邹国是个小国，在今山东邹县，距离曲阜不远，“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关于孟子家世的记载不多，人们仅知道他祖上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家境贫寒，但关于孟母教子的故事却广为流传。《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说法，几乎尽人皆知。看来，即便是圣人，小时候调皮贪玩不好好读书的天真，家长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古今皆然。正因如此，“孟母三迁”、“断杼教子”成为历代相传的家教典范。可以告慰孟母的是，孟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终成儒学大家。

战国时期，天下纷争，给了各种游士大显身手的机会，孟子也在成年后游历各国。不过，孟子的游历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求职和发展，更有着超越个人前途的明确目的性，他的远大志向就是推行他倡导的仁政和王道。孟子先把目标锁定在东方大国齐国，没想到去齐国后同齐威王谈不拢，既无官守，也无言责，又同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发生了矛盾，正好宋王偃（据钱穆考证疑为徐偃王，因宋国都彭城即徐州，故称）要推行仁政，于是他转到宋国。宋王偃和宋国的大夫们并不接受孟子的主张，王道不行，他只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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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中受到较多批判的是“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实际上，这种上下等级划分，是同君子小人之辨相一致的。《论语》一书，有大量的君子小人对照之言。不但有众所周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而且连言语迟数都成了划定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说话干练利落为“佞”，属于小人；言辞迟钝不能为“讷”，属于君子。还有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在孔子的话语中，君子与小人，一直是对立的两极。

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外，孔子对人的等次划分还有多种。按照对学习的态度，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按照可以教育讨论的程度（实际上是按照资质），分为三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按照道德修养，分为两等。即君子和小人。这几种分类又交织一起，构成社会生态。

不管当今人们指责孔子这种等级划分多么“政治不正确”，我们可以断言，孔子的这种划分，来自于对社会的经验观察，来自于自己的教育实践（贤愚之别、智力高下的区分，并不悖于社会平等。以此来说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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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创的私学，教育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培育君子。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过107次，可以说其频率是相当高的。韩愈把师道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实际上，传道授业解惑只是途径描述，通过这些不同途径要达到的目标是育人。而在育人方面，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先师。

君子一词在西周就已经大量使用，但早期的君子之称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同庶人相对应。《诗经》中君子一词出现相当频繁，达一百多次，基本上是指社会地位而不是道德品质。当然，西周的德治，强调君子应当具有良好的品行。然而，应当具有和实际具有不是一回事，上等社会中既有正人君子，也有“硕鼠”和“南山雄狐”。西周的礼治体系，只是给“上等人”提供了成为君子的更多条件和机会，并不能保证统治集团人人都能成为道德楷模。有时，《诗经》中使用君子还是一种讥讽，如《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就是一例。不过，当时人们对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已经形成了社会共识。即便是《伐檀》中的讽刺，也是以君子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相参照的。

春秋时期，社会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社会等级被打乱。面对这种变化，社会如何治理？孔子认为，治乱在人，社会的混乱，在于道德的堕落。从此，“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成为后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滥觞。这个“治人”，就是君子。能否成为君子，不在于是否身居高位，而在于是否人格高尚。与在政治思想上以仁释礼相应，孔子在君子一词的使用上，开始把君子这一概念由身份推向人格，即把身份秩序转变为道德秩序。不具有道德水准的人，应当排除在君子之外，归于小人（个别言辞如《先进》中的君子野人对应之语，孔子依然保留旧义，采用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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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著名的“天地君亲师”崇拜。如果用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方法来分析，这五个方面，无疑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很高的权威，它反映了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各种社会活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无非来自于这五个方面。中国传统的“治统”就是由此形成的。理解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尤其是理解中国传统的组织行为，应当对“天地君亲师”的内涵有所展开。

在这五个方面中，“天”和“地”的崇拜，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在古人看来，天覆地载，这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天道神秘莫测，大地厚德载物，人类在天地面前是渺小的，一切都要受天地的支配。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赖于天地。相比而言，人类对脚下的大地多少还有一些经验感知与了解（但依然会对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感到奇妙），对于头顶的上天，却知之极少，尽管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上天到底有多么大的能耐，只能以“无际”、“无垠”、“高不可测”等词汇来形容，但会认为是上天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商周时期对天的崇拜和对天命的敬畏，与人们早期对气候和星相的感知，以及无法解释的各种灵异现象纠合在一起，在古人的知识体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从支配人世的“天命”，到弄清天命与人事的边界，“究天人之际”成为古代人的知识期望。春秋以后，对“天”的人格化探究，形成了“天理”、“天道”等解释；对“地”的结构化探究，形成了五行生克等解释。后世的儒学，在先民经验性的天地崇拜基础上，逐步把天理系统推演为先验的公理体系。而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要溯源于天，后代皇帝最终把这种正当性概括为四个字——“奉天承运”。天地崇拜向民间的渗透，形成了老百姓“头顶三尺有神灵”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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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著名教育家。从他开始，中国有了私学。更重要的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思想，而且对后代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管理的正当性，源于“天地君亲师”，其中“师”的权威是孔子奠定的。天道、父道和君道，形成三代的社会治统。而随着春秋以后治统的紊乱，师道开始上升，承担起为国家训练官员、为社会培育君子的重任。权力属于治统，道义属于道统，师道成为道统的标志。孔子作为师道的代表，发展了中国传统中以教化为主的治理模式，并在其教育活动中身体力行。君子的培育、通过诗教、礼教、乐教进行，古代管理的人本理念和价值趋向，蕴含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之中。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