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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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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与气质:管理理论在中国

2016-5-25 10:51:25 阅读4550 评论1 252016/05 May25

刘文瑞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管理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得到蓬勃发展。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现在已经进入跃跃欲试“自主讲”的阶段。因之,对各种管理理论在中国的情况加以盘点,有助于看清今后的走向和趋势。

一、理论演变的宏观鸟瞰

中国的管理学来自西方,有必要先看看西方管理理论百年来走过的大致历程。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开启了管理理论探究的先声。巴贝奇对机器工业的数学化求解,开启了科学管理的先声。欧文在克拉克的纺织新村实验,开启了人本管理的先声。美国的铁路和钢铁业高歌猛进,又把大规模制造业的管理研究推进到世界前列。到1900年前后,管理学正式诞生。影响深远的管理学经典理论随之问世。

从1886年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芝加哥年会(这届年会以亨利·汤的文章《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为标志,号召开展管理研究),到1929年的纽约交易所股票崩盘,管理学对社会的发展居功至伟,柯立芝繁荣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象征。此期的管理学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经营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早期管理理论的这三驾马车,至今还是管理教育的三角支架。它们的共同点是:以效率为导向,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原理,理性至上,重视组织结构和权责体系。如果要找出一个关键词,就是“效率”。

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挑战面前,管理学开始了新的探索,由此诞生出了新的理论,具有代表意义的有梅奥的人际行为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

作者  | 2016-5-25 10:51:25 | 阅读(4550) |评论(1) | 阅读全文>>

政策执行的尺度

2016-1-5 18:58:07 阅读9781 评论1 52016/01 Jan5

刘文瑞

武则天执政时期,在政策上多有变化。当她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架空唐高宗时,曾激起李唐宗室和元老贵族的对抗。为了登上女皇宝座,武则天重用酷吏,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不乏铁血手段。但当她完成了以周代唐的“革命”,坐稳了帝座后,就要重塑自己的形象,体现政策宽大仁慈的一面。于是,这位女皇几次发布禁屠令,宣示自己的好生之德。但是,总有一些脑筋不灵光的人对政策的变化反应迟缓,于是出现了下面的故事。

武周天授三年,女皇发布了一道禁屠令,严厉到连捕鱼捉虾也一并禁绝。不巧的是,官任右拾遗的张德,喜得贵子,按压不住自己的喜悦,违反禁令,杀羊庆贺,宴请同僚。客人中有位担任补阙的杜肃,看到同事公然违背禁屠令,便偷偷藏起一块宴席上的肉食,上表揭发张德。第二天,女皇在朝见官员中看到张德,对他说:“闻卿生男,甚喜。”张德赶忙拜谢。女皇脸一沉,问:“何从得肉?”张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没想到,女皇脸色一转,又说:“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招客,亦须择人。”不但宣称张德无罪,而且调侃张德请人不当,还拿出杜肃的告密表章让他看。这一下子,杜肃闹了个里外不是人,“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事见《资治通鉴》卷205)

这个不乏喜剧色彩的故事,包含着政策执行的奥秘。首先,执行政策需要弄清政策的意图或者宗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吃透政策精神。如果政策执行仅仅是严格按照条文办事,那么执行就是简单的操作问题。从上层角度考虑,制定政策当然要考虑可操作性;但从基层考虑,如果只看条文而不管政策的指向和用意,即便严格按照条文办事,也难免会走偏。上文的杜肃之所以会告密,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

作者  | 2016-1-5 18:58:07 | 阅读(9781) |评论(1) | 阅读全文>>

《管理学在中国》“责任与使命”编者按  

2015-12-21 12:03:13 阅读5789 评论0 212015/12 Dec21

刘文瑞

中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极为深刻的社会变化,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也随之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把握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势,弄清学界肩负的重任,明确学科前进的方向,是每位同仁都十分关切的。

自从郭重庆院士提出管理学界需要从中国实践出发,实现由“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转变以来,中国管理学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身在海外的徐淑英教授为促进中国学者向国际水平靠拢做出了不懈努力,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进行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进行心理学的本土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管理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中有着筚路褴褛之功。他们的号召与示范,在学界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共鸣。这里收录的两篇访谈,可以使读者宏观了解他们在本土研究上的思路、方法和进展情况。章凯对科学理论的本质思考,可以作为读者在理解学界使命时的一种理论构建参照。

中国的学界在本土研究上责无旁贷。但是,学术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关系是复杂的,理论创新的路径是多元的。就世界范围看,管理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依然见仁见智;就中国本土看,西学和中学如何交融,依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即中国学界和中国实践要对管理学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本土有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自身特色,有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的丰富经验。以往的管理学理论形成于欧美,对中国的情况涵盖不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的进步,管理学界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这种探讨是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理论是对实践本质的揭示和解释,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又作用于实践。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为本土提供学术思想,

作者  | 2015-12-21 12:03:13 | 阅读(5789) |评论(0) | 阅读全文>>

家父回忆录序  

2015-11-29 11:44:29 阅读5684 评论3 292015/11 Nov29

序:记录生活的轨迹

刘文瑞

家父休致多年,一直是个闲不住的人。在我们弟兄看来,老人过于勤快,“眼里都是活”。这种勤快,一半是生活所迫,一半是天性使然。近年来,生活基本无忧,体力也不比从前,于是,老人把他的一生经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形成了这本回忆录。

长期以来,写回忆录似乎是大人物的专利。史书所载,也往往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圣贤名流、世外高人的事迹,芸芸众生不过是社会上层的底色和陪衬。人们由此得知的历史,是时代弄潮儿的叱咤风云,是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而极少有底层民众的日常琐事。即便号称有下层意识的司马迁,所记的下层也不是真正的引车卖浆者流,而是用达官贵人早年的贫贱作为发迹后的反衬,或者是用碌碌大众作为义士豪杰的铺垫,为“英雄不问出身”提供素材。

学界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历史记录的缺陷,试图从社会生活角度为历史写作打开缺口。在史学界影响极大的年鉴学派,曾经提出过把历史时段划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以重大事件为标志,看起来轰轰烈烈,究其内涵不过是历史的表象;中时段以制度变迁为象征,触及到了历史发展的本体,却无法观察到活的人生;长时段以社会生活为内容,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够获得历史演化的神韵。但是,由于下层史料的缺乏,以长时段来书写大众社会史和生活史,往往只能从枯燥的数据和名人的言行切入,与社会底层无名之辈的真实处境总有隔膜。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特意选了一个平平淡淡而“并无大事可叙”的切入点,却不得不以皇帝、首辅起笔着墨,拿出申时行、张居正、海

作者  | 2015-11-29 11:44:29 | 阅读(5684) |评论(3) | 阅读全文>>

读史三议

2015-11-6 11:04:44 阅读5136 评论3 62015/11 Nov6

一、吃饭与读书

吃饭与读书,似乎互不相干,实际相当类似。吃饭是补充物质能量,读书是补充精神能量,所以,二者也就具有了可比性。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只要能说明道理即可。

很多人读史书,往往会遇到繁体字和文言文这两大拦路虎,望而生畏,于是先读白话本,或者看二三手的普及介绍,这很正常,也有必要。但是,如果条件许可,力有所及,读原著、读史料,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收获。这就好像吃饭,仅仅从补充营养角度看,方便面以及各种速食制品都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品尝美味,恐怕快餐就做不到了。对于吃惯方便面的人,给他一袋面粉,他有可能觉得无法下口。但是,一旦学会了和面擀面,自配菜蔬调料,其味道就远比方便面丰富醇厚。养成了吃手擀面的习惯,再吃方便面就会有所挑剔。这样比喻,并非否定方便面的价值。即便是美食家,肚子饿了但条件不具备或者时间来不及,也会吃快餐的。不过,要论味道纯美,烹调正宗,口感上乘,还须品尝精工细作的佳肴。退一万步说,快餐也是在各种原始食物的基础上演化形成的。没有人类几千年的饮食史,就无法创造出当今流行的方便面。

对于制作方便食品的商家来说,能不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全在于用料、配方和工艺。因此,即便是方便面,也有好吃和难吃的差别。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往往会在方便食品中添加一些没有营养却增加口感和美感的辅料;或者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低劣质量的面粉。有些文章或图书,外观看起来很美,却经不起推敲,其原料本身就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例如,有的作者在写东西时引证不严密,或者二手转引不加核对;有的作者为了哗众取宠而在作品中添加了不适当的辅料;更要命的是,有些居心

作者  | 2015-11-6 11:04:44 | 阅读(5136) |评论(3) | 阅读全文>>

权力运用的历史考察

2015-5-26 16:47:40 阅读9181 评论2 262015/05 May26

刘文瑞

人们向往权力又害怕权力,有些人被权力推向社会的顶巅,更多的人被权力抛进可怕的深渊。权力有时造福,有时闯祸,有些人用权看似任性却拿捏自如,有些人却被自己的权力反噬。考察历史上用权的成败得失,足以为今日掌权者戒。

一、用权类型

按照马克斯·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分类法,我们可以把历史人物用权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1.强暴型。这种用权最为直接,赤裸裸不加掩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秦皇汉武到洪武康熙,这种用权方式是帝王的拿手好戏。即便开明如唐太宗,宽厚如宋仁宗,也不乏强暴用权的事例。唐太宗要征辽,谁劝也听不进去,一声令下,山摇地动。宋仁宗打算废皇后,担心台谏七嘴八舌批评,一纸敕令,宣示台谏不得发言。凡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皇帝,往往喜爱这种用权方式。

很多时候,强暴型用权并非暴力相加,而仅仅是让权力对象明白必须服从。如不服从则有暴力殿后。因此,权力越大,这种方式的使用概率越高;支持权力的资源越雄厚,这种方式越容易成功。通常情况下,皇帝比大臣更倾向于强暴用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下面就不敢运用这种方式。只要上下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差距,上面有足够的势能,权力就会表现出强暴一面。而最基层的官与民之间有一个权力从有到无的断裂式分界,所以,强暴用权的频率往往也较高。不妨说,强暴用权是传统体制中上下两端最常见的现象。例如唐代宦官主持的宫市,那怕是宫中的仆役,走到街上就是皇帝的替身,面对两鬓苍苍的卖炭翁,动不动就是暴力相向。明清衙门里的押司公差,拿着执行公务的签子就能为所欲为,暴力执法快捷省事。大体上,历史的经验是:权力的强暴在组织的

作者  | 2015-5-26 16:47:40 | 阅读(9181) |评论(2) | 阅读全文>>

怪癖与人情  

2015-4-30 11:44:45 阅读12182 评论2 302015/04 Apr30

刘文瑞

王安石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历史人物,在宋仁宗朝已经相当有名。人们一般认为,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已经基本形成了他的改革思想。按理来说,王安石当时已经名声远播,早已上达天听。但是,有一个问题史界却语焉不详,即仁宗为何不重用王安石?在关于王安石研究的诸多论著中,未能对此加以深究。

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有人推测,王安石得不到仁宗重用,大概与此有关。在仁宗看来,误食鱼饵不足为奇,但吃一颗味道不对就会知道吃错了。能把一盘鱼饵吃光,说明此人不诚实。这也正是针对王安石发难的《辨奸论》一文的立论支撑点:“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人之常情,衣服脏了要洗,饭菜追求可口,而王安石则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辨奸论》挂名苏洵,是不是苏洵所作,已成历史疑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普遍认可这篇文章的观点。管理中,选人用人,往往受这种观点的支配。由此观之,仁宗不重用王安石,可能与误食鱼饵事件有关。但是,从管理角度讲,我们还需要反问一句:王安石误食鱼饵是不是使诈作伪?

关于王安石的各种怪癖,笔记史料的记载相当多。他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上朝时虱子曾经爬到胡髭上。与同仁去洗澡,同仁故意拿来新衣服,把王安石脱下的旧衣服悄悄换掉。洗澡出来穿衣时,他根本不会发现衣服有

作者  | 2015-4-30 11:44:45 | 阅读(12182) |评论(2) | 阅读全文>>

儒家管理思想的实践困窘

2015-4-21 9:05:35 阅读9408 评论1 212015/04 Apr21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其局限,儒家也不例外。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在现实操作中遇到的问题。对此视而不见,并不利于全面了解古代管理思想。儒学倡导“内圣外王”,我们暂且不论“内圣”在价值观念和人格修养上的积极作用,单纯从“外王”角度看,儒家思想也在管理中有不少可取之处。它可以由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荀子的礼治以及诸多前贤的解读和推演出发,给人们描绘出理想世界的蓝图,从而给帝王一个天命的憧憬,给社会一个美好的期望,给君子一个自我实现的期许,给众庶一个安居乐业的梦想。但是,如何实现这一蓝图,却难以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成型的答案。儒家之长,长在价值观念的确立上;儒家之短,短在技术路线的设计上。王安石试图从《周礼》等儒家典籍中开发出实现这个蓝图的技术路线来,然而他所碰到的钉子,实实在在地暴露出儒家管理思想的困窘。

儒家所倡导的是君子之治。北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君子之治铺垫出诱人的前景,然而,北宋的党争却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陷入恶斗。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这种党争不但没有收敛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难以收场。北宋的党争,与东汉党锢之祸、中唐牛李党争的性质不同,是士大夫内部在起哄。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多是公认的正人君子。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可以看作其中的代表。双方都坚守儒家立场,都追求经世济民。司马光批评新法的《与王介甫书》与王安石为自己辩护的《答司马谏议书》可以并观。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堂堂正正承认两人的一致性,“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对王安石的才学,司马光也是高度肯定的。“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

作者  | 2015-4-21 9:05:35 | 阅读(9408) |评论(1) | 阅读全文>>

王安石其人与荆公新学  

2015-3-28 9:19:43 阅读10517 评论0 282015/03 Mar28

刘文瑞

在宋代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他曾经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更使他在现代走红。如果我们撇开对王安石的评价中裹挟的政治因素,就有可能发现,他的管理思想依然值得重新发掘。他所创立的荆公新学和主持的熙宁变法,在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上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是管理思想史探究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由于曾封荆国公,后人往往尊称为王荆公。王安石的祖上数代为官,官虽不大,学问却不浅。他的叔祖和父亲都由进士起家,王安石兄弟七人,登进士第者四人,连他家的女子也个个文采出众。同时代人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称:“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安石自幼发奋读书,号称“过目终身不忘”,“属文动笔如飞”,在北宋的儒生中是出类拔萃的。他所写的《伤仲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后来的自我警诫。由于他文才出众,很早就得到了范仲淹、欧阳修等文坛大腕的赏识和推荐。庆历二年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在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之时,王安石在地方上得到了主政一方的磨炼,先后担任过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职,尤其是在鄞县治绩斐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朝野一片赞誉,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

地方主政的经历,使王安石萌生了主宰天下的大志。他不愿意按照宋代文人从政的常规做谏臣或者做循吏,所以当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建议提拔王安石时,他拒绝了;当名谏欧阳修举荐王安石为谏官时,他又拒绝了。直到嘉祐三年升任度支判官主管财政时,他觉得有必要向朝廷展示自己的

作者  | 2015-3-28 9:19:43 | 阅读(10517) |评论(0) | 阅读全文>>

变法失败与儒学困境——王安石管理思想辨析  

2015-3-28 9:15:23 阅读12883 评论18 282015/03 Mar28

刘文瑞

熙宁变法是宋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安石想建立周公辅佐成王的功业,宋神宗则希望找到辅佐刘备的诸葛亮,两人君臣相得,推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然而,熙丰新法被元祐更化全面废止,北宋政治陷入了“翻烧饼”。熙丰新法的失败原因有多种,从管理角度看,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目标存在差异,顾问角色和经理角色的不同要求,制置三司条例司引发了原有组织体系的反抗,改革中缺乏对多种目标的整合,尤其是政策执行中发生了严重变异,都是导致新法不能继续推行下去的因素。由变法失败的史实进一步发掘,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管理思想在践行中存在不少困窘。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儒学治国铺垫出走向辉煌的红地毯,但红地毯下面却掩盖着各种坎坷。人们往往看到“拗相公”和“司马牛”的倔犟个性冲突,而看不到儒家管理思想的内在缺陷。大体上,这种践行中的缺陷可以归纳为缺乏试错机制而导致舆论一律、缺乏协商机制而导致党争不断、缺乏平衡机制而导致利益失衡、缺乏利害辨析机制而导致弊端丛生等方面。这些缺陷,从根本上看,是从修齐到治平之间的链接中断,和而不同的修养在实践中变成了党同伐异的举措。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儒学以修身见长而以实务见短。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5年3月号

博克管理员注: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  | 2015-3-28 9:15:23 | 阅读(12883) |评论(18) | 阅读全文>>

制度的善恶  

2015-2-18 8:58:26 阅读15107 评论1 182015/02 Feb18

刘文瑞

近些年来,伴随着对宋朝历史的再发掘,宋朝皇帝的面孔似乎要好看得多了,宋仁宗的开明形象就是一例。但是,这种对帝王开明的赞誉,往往会落入“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宋史·仁宗纪》赞语)的老套,而忽略了制度本身的善恶问题。

人们对宋仁宗的赞扬,实际都同制度有关,这里列举三事。其一:某日早晨,仁宗告诉身边近臣说:“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反问:“何不降旨取索?”仁宗的回答是:“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其二:某日仁宗散步宫苑,一回到宫中,立即向嫔御要水喝:“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一边供水一边问他:“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回答说:“吾屡顾不见镣子(盛水的银器)。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三:蜀地一秀才给太守献诗,其中有“把断剑门烧栈道,成都别是一乾坤”之句,太守赶快把此人抓起来上奏。仁宗断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以上三事在《宋史》中曾提及,细节来自《宋稗类钞》)

制度的善恶,首先来自人对制度的期许。仁宗半夜肚子饿了想吃点烤羊肉,怎么说也不过分。然而仁宗忍饿未索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凡是皇帝有所索取,外面就会把这种索取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成文的或习惯的“例”,那就得常态供应。仁宗担心的是由于偶尔索取演化出常规供例,从此以后不管皇帝吃不吃,天天晚上都有烤羊肉供应,这就为害大了。反过来,如果仁宗只是出于满足自己需求的期许,那就很有可能除了每晚供应烤羊肉外还可能再准备些海鲜随时

作者  | 2015-2-18 8:58:26 | 阅读(15107) |评论(1) | 阅读全文>>

范仲淹、欧阳修管理思想剖析

2015-2-5 8:56:35 阅读14315 评论4 52015/02 Feb5

刘文瑞

后人论及范仲淹,往往称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从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并非在直言进谏、抗击西夏、主持新政这些方面,而是在他确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谓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与治理天下之志的结合。孟子曾经强调,普通人的思想与态度与其物质产业相匹配,“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那些德行修炼达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赖于产业支撑而成为社会中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范仲淹则把这种思想推演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强调士大夫以忧患意识为主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要胸怀天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段话,说明了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思孟学派在修身方面弘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为由修齐到治平构思出德治仁政的思想路线,但没有提供由修齐到治平的操作路线。所以,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指导。到了范仲淹,则变为一种行为上的践履。可以说,范仲淹是儒者从政的提倡者。这种从政已经不再是从五经中寻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不再局限于儒者个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担当。所谓从政,不仅在庙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说,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仅是一种职责,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生使命。忧国爱民,心怀天下,“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润州谢上表》)“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谢转礼部侍郎表》)钱穆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精神,被范仲淹呼唤出来,此即他的伟大之处。同孟

作者  | 2015-2-5 8:56:35 | 阅读(14315) |评论(4) | 阅读全文>>

文章独步当世,谏诤谅直骨鲠——论欧阳修

2015-1-27 13:27:22 阅读13151 评论0 272015/01 Jan27

刘文瑞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自称六一居士,是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师。他年幼家穷,靠母亲启蒙,抄书求学。天圣九年中进士,赴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推官。他的顶头上司钱惟演是知名文人,对青年才俊格外宽厚。欧阳修在洛阳,与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人结为好友,衡文论道,“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欧阳修传》)

欧阳修出仕之时,刘太后结束垂帘,仁宗亲政,天下翘望。因得罪太后被贬的范仲淹也被召回中枢担任司谏。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表达了他对范仲淹的殷切期望。他指出,司谏虽然只有七品,却是政务关键,“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按宋代体制,庙堂之上,宰相与天子相可否;殿陛之前,谏官与天子争是非。欧阳修自己,也很快进入了谏官行列。

西京留守推官任满后,欧阳修经枢密使王曙推荐,召试学士院,任职馆阁校勘,进入宋朝的“第三梯队”。此时的欧阳修,锐气十足,先是高调批评御史中丞杜衍,指责他对石介得罪仁宗被贬一事默不作声;后又痛斥司谏高若讷,指责他对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一事落井下石。范仲淹这次被贬,朝廷谏官多为范仲淹说话,惟有右司谏高若讷认为范仲淹是自取其辱,罪有应得。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层层铺排对比,认定高若讷绝非君子,其操守还不如一个无才庸人,在其他谏官为范鸣冤被贬之后,“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如此直言不讳,好脾气的仁宗也发了火,以“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比之迹”的罪名,把欧阳修贬到夷陵。

在夷陵,使欧阳修见识到基层官府的实际运作状况。据《能改斋漫录》记载,欧阳修以文章出名,见人却

作者  | 2015-1-27 13:27:22 | 阅读(13151) |评论(0) | 阅读全文>>

“行求无愧于圣贤,学行有济于天下”——论范仲淹

2015-1-19 10:14:47 阅读16517 评论0 192015/01 Jan19

刘文瑞

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名臣,一篇名作《岳阳楼记》,妇孺皆知。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在两岁时父亲亡故,母亲改嫁朱文翰。范仲淹从小不懈努力,发奋求学,青年时就读于应天书院(范仲淹诗文中称其为南都学舍、睢阳学舍),到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前已经名声远播。欧阳修称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碑记》)。笔记野史中流传有不少范仲淹青少年时期读书求学的故事,如“断薤划粥”就是一例。这个故事说他求学之时寄居僧舍,贫困无依,“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薤十数茎,酢汁半盅,入少盐,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宋朝事实类苑》)。但这些故事多难以确证,属于励志传言。

范仲淹初入仕途,任职广德军司理参军,执法公正,治狱廉平;三年后,迁知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又两年后,改监泰州西溪盐仓,还曾担任过短期兴化县令,监楚州粮料院,至母丧守制去职为止。这些改转任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在此期间,他奉母命归宗复姓。在泰州任上,范仲淹与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宗谅(字子京)、随父来海陵的富弼(字彦过,人称郑公)等人过从密切,并与藤宗谅、张纶合力修建了泰州的捍海堰。后人在海陵光孝寺建有“五贤堂”,以纪念范仲淹、张纶、富弼、胡瑗、王觌的友谊。

守制期间,范仲淹被晏殊聘请担任府学(由应天书院改制而成)教席。经过基层磨炼的范仲淹,此时上执政万言书,提出了一整套改革主张,建议朝廷“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形成了后来“庆历新政”的主要思路。苏轼在为范文作序时称:“公在天圣间,居太夫

作者  | 2015-1-19 10:14:47 | 阅读(16517) |评论(0) | 阅读全文>>

士大夫之治和党争之起——范仲淹、欧阳修的管理思想

2015-1-19 10:02:40 阅读15405 评论0 192015/01 Jan19

刘文瑞

宋朝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和对儒学的重视,使儒家的治国理念有了一个空前的实验机会。这种实验产生了士大夫之治,但也引发了空前的党争。范仲淹、欧阳修以对士大夫精神的倡导,开启了儒家管理思想的践行时代。士大夫先忧后乐的责任担当,铮铮铁骨的正气凛然,促成了宋代皇帝、宰执、台谏之间制约关系的形成。范欧二人身体力行,犯颜进谏,推进新政,主持公议,推荐贤能,成为践行理想的典范。但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实践过程中,未能解决价值观念冲突而造成的行为背反;君子小人之分的儒学理念,在用于修身时能够养成君子人格,而在用于治国时则会把不合于己的官员当作小人排斥,这就有可能把认知差别变成人品差别,把利益问题变成道德问题,由此产生的朋党摩擦会造成统治集团的严重内耗,范欧二人自己也深受其害。他们的管理思想,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在践履中的曲折和不足。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4年12月

博克管理员注: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  | 2015-1-19 10:02:40 | 阅读(15405) |评论(0) |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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